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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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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并未因非法吸储被问罪的晚清富商胡雪岩  

2012-04-01 09:2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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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因非法吸储被问罪的晚清富商胡雪岩

(刊于今日《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

◎吴钩

 

    浙江出过一位很有名的巨商,凭着跟地方高官的密切关系,以经营民间金融业起家,迅速建立了一个覆盖金融、生丝贸易、生药业等行业的商业王国;又从金融业的崩塌而急剧破产,几乎一夜之间家财散尽,还差点被抓起来治罪———这位巨商叫胡光镛,他的另一个名字对今人来说可谓如雷贯耳:胡雪岩。

 

    光绪十一年(1885年),胡雪岩开设的钱庄、票号已全部倒闭,为清偿欠账卖光了家产,但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阎敬铭还是奏请朝廷:“一面速将已革道员胡光墉拿交刑部定拟治罪,一面将胡光墉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阎敬铭要治胡雪岩之罪,不是因为他认为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集资诈骗”,而是因为胡氏涉嫌侵占、贪污公款———早年胡曾出面帮左宗棠向银行借款,由此产生了一笔约“十万六千七百八十两银”的公关费,这笔开支早已向户部报销,但估计有一部分资金其实流入了胡雪岩私囊,现在阎敬铭要“扫数完缴”这笔旧账。

 

    也就是说,如果胡雪岩没有侵占公款的行为,他不会因为经营吸储、放贷业务而被问罪。在胡雪岩将他的“阜康”字号钱庄、票号设遍大江南北的那个时代,并不存在什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之类的“罪名”。那时商人只要有本金,想经营钱庄票号,是相当自由的,甚至一度连向政府备案都不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清政府对民间金融持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颁发《银行通行则例》对金融业进行管理时,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的钱庄已经存在了300多年,作为放贷机构的印局与账局也有了一二百年的历史,山西商人创办的票号也已领了近百年风骚。

 

    在这么长的“政府监管空白期”(其间朝廷也出台过一些简单章程,如规定倒闭的钱庄若能清偿欠数,“照例免罪”,但总体上政府对民间金融极少干涉,悉听其便),社会的金融秩序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混乱,反倒是,当这些民间金融机构由于战乱等原因关门不营业了,整个市场秩序才发生了混乱。当时的官员也明白民间金融的重要性。咸丰年间,京城的印局非常活跃,所谓“印局”,就是主要向小商贩发放短期、高息贷款的钱铺,多由晋商投资、经营。这种情况引起了内阁大学士祁隽藻的注意,他向皇帝报告说,“窃闻京城内外,现有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及军民等,俱向其借用钱文。”对此,祁大学士提出了他的看法,“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户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显然,祁隽藻不但没有藐视或敌视民间金融业的意思,而且肯定了民间金融业在满足商民需求上的积极作用。

 

    即使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由于胡雪岩的阜康字号倒闭,发生了“倒欠公私款项极多”的问题,朝廷下令整顿京城票号业,但也只是要求票号今后必须“申请承领部帖,方准汇兑绅民私款”,“如无部帖私自开设,即照私自开设钱铺论罪”。“部帖”相当于牌照。换成现在的说法,清政府准备实行票号备案制,并不是要取缔民间金融业。

 

    宽松的金融经营空间,曾经造就山西票号100多年的辉煌。胡雪岩从一名钱庄伙记,到通过开办票号而发迹,首先也应归功于当时的金融自由。然而,我们马上将发现,清代的民间金融虽有自由,虽无法律管制,却摆脱不了对权力的依赖,因为那是一个权力独大的时代。胡雪岩的阜康字号之所以发展迅猛,是因为他先后得到两位封疆大吏(王有龄与左宗棠)的庇护与眷顾,垄断了浙江的军饷汇兑。山西票号的业务,也是“向以政府军饷、丁银或官僚等私财为主,而一般小商平民之款,均鄙弃摈斥,不事接洽”。由于严重依赖于权力网络,山西票号“对于应酬官场极为注意”,“北京经理常出入于王公大臣之门,省会经理亦往来于督抚藩臬之署,招揽生意,各逞才能”。

 

    山西票号的这一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权力捆绑在一起,当权力能够提供照顾时,票号当然抓到了优质的客户与资金,而当权力发生更替时,票号也就难免大受其累了。清末民初,山西票号由盛转衰,大面积倒闭,原因很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是票号的“权力依赖”。民国学者陈其田先生在分析山西票号为什么没落时,特别提到,“太平的时候,因为(票号)借重官场的势力,可以追索债务。一遭变乱(辛亥革命,城头易帜),官场失势,欠款不易收回,因为无抵押,连局部的取偿,也不可得。”

 

    商人将自己的命运跟权力捆绑在一起,也是胡雪岩商业王国一夜崩塌的隐秘原因。表面上看,阜康钱庄、票号的倒闭是由于发生了挤兑潮,不过按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与曾仕强《胡雪岩的启示》的说法,这背后隐藏着权力斗争的刀光剑影:原来,李鸿章系为削弱左宗棠系的势力,决定搞倒作为左宗棠“后勤部长”的胡雪岩,阜康字号之所以出现挤兑,据说是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趁胡雪岩调度钱庄资金还贷之际,放出风声说胡雪岩做生意蚀了老本,阜康钱庄快倒闭了,从而引发了挤兑潮。

 

    支持这种“小说家言”的史料并不足够,但“权力斗争说”很符合一个权力独大的社会的运行逻辑———权力,既可以将胡雪岩从一个钱庄伙记扶植成为富甲天下的巨商,也可以将胡雪岩从高高的云端一把拖下来。光绪十一年,胡雪岩最大的保护伞左宗棠去世了,这才有了阎敬铭奏请朝廷捉拿胡氏问罪之举。等到拿人、抄家的谕旨下发到杭州时,胡雪岩已在穷困潦倒中病故了。

 

    一个权力独大的社会,即使存在着某种经济自由,也谈不上是足够好的社会。而一个社会如果不但权力独大,而且连经营金融的自由也没有,那就更谈不上是好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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