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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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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我们对传统的偏见  

2012-03-04 19:5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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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我们对传统的偏见

吴钩

 

(前面二万多字的详细论述暂不贴出,下面是文章的结尾部分)

 

通过对蕴含在秦后历史中的专制线索与自治线索的整理,我希望可以修正一些人对于中国历史的陈见与偏见。

第一种偏见表现为将传统社会想象成除了专制还是专制的黑暗世界。但是,根据前面的叙述,中国的历史演进,并不是单向度的专制进化史,而是由若干组方向相反的力量在推动:君王的家天下本能与儒家的公天下理想;皇权的自我扩张与儒家对皇权的限制;法家的严刑峻法与儒家的礼俗之治;国家权力的社会控制与儒家士君子的社会构建……甚至不妨说,我们的历史就是一个反专制的力量试图驯服专制的艰难进程。

 

第二种偏见由第一种偏见而来,即认为儒家是所谓几千年“封建专制”(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的帮凶。但实际上,如前所述,恰恰是儒家构成了对皇权专制与国家统制的最有力的制约。如果说,法家基于人性恶的预设,理所当然地认为人需要严厉之管制,因而建立一个具有强控制力的政府也是必要的;那么这样的统治形态则是儒家所反对的,儒家从人性善出发,相信人有“仁”(仁者,相亲偶也)的天性与合群的本能,由此自发地结成共同体,并演进出合群、合宜的自我治理秩序。这即是我们所描述的自治线索。儒家也以“公天下”与“仁政”的理念,局部改造了法家建造的专制线索。所以,我们固然不能说专制被儒家完全驯服了,甚至应承认儒家也对秦制作出了妥协,但是,儒家依然是反专制的力量。那种认为儒家是专制帮凶的俗见,无疑属于厚诬。

 

第三种偏见又由第一与第二种偏见而来:许多受五四启蒙话语影响的人断定,中国社会在近代的宪政转型中被儒家主导的传统拖了后腿,只有彻底告别儒家传统,宪政转型方能获成功。他们视儒家传统为现代宪政的对立面,但这与事实不符。我们仔细去观察晚清政治,可以梳理出三段自发演化的宪政脉络:一、宋儒为朋党正名→明末士大夫“明目张胆”结党→清末政治性党社如雨后春笋→政党政治;二、儒家虚君思想→明末王船山先生提出“虚君立宪”→清末“立宪”确立为新政目标→虚君宪政;三、儒家的清议传统→明末黄梨洲先生设想“学校议政”→清末设立资政院与谘议局——议会政治。同样地,从晚清蔚为大观的社会自治格局中,我们也可以整理出三条内在于传统的演进脉络:一、儒家的“仁里”理想→宋明士绅建造宗族、乡约、社仓→清末的乡约复兴→乡村自治;二、明代的绅商融合→绅商构建之公馆、公所与商会→由工商行会自治扩展开的清末市镇自治→城市自治;三、儒家士绅的公共参与传统→明末的“邑议制”→南学会等地方议会雏形→地方(省域或县域)自治。

 

设想一下,假如这些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脉络继续发育下去,会不会生成一个宪政的架构出来呢?在清末民初,这个宪政架构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换言之,近代中国的宪政转型具有内生于传统的驱动力。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费正清先生的“冲击—回应”模型未必能精准地解释近代中国的宪政转型。来自西方的“冲击”当然存在,而且确实对当时的儒家士君子产生强大刺激,就如明王朝由专制而覆灭的命运也曾给明末士君子造成震撼性的“冲击”,从而引发三大儒对于皇权专制的深切反思,但晚清社会向着宪政与自治的方向艰难演进,则不仅由于外在的“冲击”,更是基于儒家自由传统的积累与扩展。西学固然带来了“冲击”以及宪政的镜像,儒家本身也有构建宪政秩序的动力、蓝图与经验,不妨说,晚清至民初的宪政转型,既是开放的,也是内生的。而“冲击—回应”模型将中国传统社会假设成为停滞、缺乏内在驱动力的封闭社会,显然失之偏颇。

 

当然我们也知道,晚清—民初的宪政转型最终受挫了,但这不是因为儒家传统阻碍了近代化,恰恰相反,那是由于传统的宪政积累遭到毁灭性破坏,内生、演化的宪政进程被外来强加的全盘革命风暴摧毁掉的缘故。

 

行文至此,我希望这篇小文对于人们理解宪政秩序的构建,也能提供一点启示。由于传统是自发演进的,由时间积累而成的,因而,传统必定是合乎人之常情常理,适合人之日常生活的,也因而,传统必定是保有自由的,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合宜、优良的宪政秩序,必定建立在尊重与遵循这样的传统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与传统为敌。用董仲舒的话说,“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那么对于像秦制那样的以强大霸道的国家权力毁灭礼俗传统的反宪政秩序,又该如何“改制”呢?董仲舒说了另一番话:“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而,董仲舒主张对秦制必须“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只有这样,才可以“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礼俗传统才得以恢复,宪政秩序才得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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