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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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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晚清商人的三种境界  

2012-12-02 09:2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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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商人的三种境界

发今日《南方都市报》

吴钩

 

 

如果要列出一个最有知名度的晚清商人榜单,我认为胡雪岩、盛宣怀与张謇这三位,是可以进入三甲的。胡雪岩(1823—1885)的史料记载并不丰富,但由于小说与电视剧《红顶商人》的渲染,胡氏之名已经家喻户晓;盛宣怀(1844—1916)则以“大买办”的盛名被写入主流近代史;张謇(1853年—1926年),“状元实业家”的名号也是响当当的。

 

这三个大商人,都是江浙人,生活的时代也大体上重合,但他们的人生轨迹与商业理念又大异其趣,由此留给历史与后人的形象与意义自然也各不相同。我们回过头去打量他们的人生,会发现这三个人恰恰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商人境界。

 

胡雪岩虽然现在几乎已成了“红顶商人”的代名词,但他在三人之中其实是出身最寒微的,幼年时家贫,以帮人放牛为生,及长,经人推荐,在杭州一家钱庄当学徒。价真货实的屌丝一枚。但他有江湖人的义气,也有赌徒的勇气,当然,也很有运气,结识了落魄的官宦子弟王有龄,并挪用钱庄的五百两银子资助他晋京。王有龄后来官至浙江巡抚,在他照顾下,胡雪岩也从钱庄学徒变成钱庄老板,不但其钱庄分号“几遍各行省”,还涉足生丝、茶叶贸易,“与外洋互市”,赚了个盆满钵溢。王有龄还给胡保荐了一个知县的头衔,这就是“红顶商人”一说的原由。王有龄死后,胡雪岩因为适时地给接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送上十万石军粮,又得到左的青睐与庇护,后来经左宗棠保举,获布政使官衔,加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一时风头无两。但胡雪岩的确切身份,应该说还是一名“民营企业家”,只是在晚清那个社会,经商离不开权力的眷顾,所以需要捐顶官帽子,这样才可以更方便地搭建官场人脉。

晚清商人的三种境界 - 吴钩 - 吴钩
民营企业家胡雪岩


 

真正的“红顶商人”其实非盛宣怀莫属。盛宣怀出生于官宦世家,办理洋务出身。当胡雪岩在金融市场与生丝贸易市场呼风唤雨的时候,盛宣怀则在李鸿章的权力羽翼下,参与组建轮船招商局,并任招商局会办(相当于副总经理);主持办理湖北煤铁矿务;创办天津电报局,并任电报局总办(相当于公司总经理)。到光绪二十二年,五十二岁的盛宣怀已经掌控了整个大清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产业,并获授太常寺少卿官衔(正四品)和专折奏事权。如果说胡雪岩是一名有着官员虚衔的私营企业主,盛宣怀便是“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的官方代理人。盛宣怀之志,也不是当一名纯粹的商人,而是做官,做大官。后来他经四处活动,上下打点,花了一大笔贿金,终于当上邮传部尚书。

晚清商人的三种境界 - 吴钩 - 吴钩
官商、国企代理人盛宣怀

 

 

但若论出身,张謇比胡雪岩与盛宣怀都“正”,他是甲午年恩科考试的状元,当过清贵的翰林院修撰;若论人脉,张氏也不差于胡盛二人,帝师翁同龢是他的恩师,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官场大佬都与他有交情,江苏巡抚程德全更是跟他过从甚密。但张謇却无意于官场,而是选择“下海”办理实业,走上经商之路。在办实业的过程中,也应该承认,张謇的官场人脉必定为他带来了不言自明的便利,然而,张謇显然比胡雪岩、盛宣怀更有商人的身份自觉与独立诉求,他愿意运用他的人脉资源,但那是用来为商人阶层谋取更独立的地位、更大的权利和更多的利益。他创办大生纱厂时,原本打算完全商办,但由于劝股受挫,“入股者仅畸零小数”,不得以,只好引入官股,但股东们又对“官商合办”疑虑重重,张謇告诉他们:“官有干涉,謇独当之,必不苦商。”果然,因为有张謇在,纱厂“名虽为官商合办,一切厂务官中并未参与”。张謇也是最早提出设立商会的倡议者之一,因为他认为官应还权于商,希望以商会分官府之权。

晚清商人的三种境界 - 吴钩 - 吴钩
大绅商张謇

 

而在胡雪岩与盛宣怀身上,我们看不到商人的独立性,我们只看到商人对官场的臣服与逢迎、权力对商业的睥睨和干预。胡雪岩的发迹,是因为先后结交到封疆大吏王有龄与左宗棠,得到权力的眷顾;而盛宣怀长袖善舞的本事,大概胡雪岩也要自叹不如:每创办一个洋务企业,盛氏“皆有虚股若干以馈鸿章,故鸿章倚之若左右手”;又通过天津商人王某穿针引线,结纳权监李莲英,自称为“门下弟子”,“莲英喜过望”,多次在慈禧面前称赞盛宣怀忠心耿耿。

 

然而,当商人将自己的命运跟官场权力紧紧捆绑在一起时,固然可以收割权力的超级红利,但他们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因为一旦官场重新洗牌,他们的路也就到头了。根据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曾仕强《胡雪岩的启示》的说法,李鸿章为了斗倒左宗棠,授意盛宣怀先搞垮作为左系人马的胡雪岩,盛于是通过制造挤兑风潮,致使胡家的钱庄相继破产,进而整个胡氏商业帝国在雪崩效应下完全崩溃,在左宗棠去世后,还被朝廷抄了家。盛宣怀的命运也好不到那里去,他当上邮传部尚书后,因谋划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引发四川保路运动,资政院因此要求将他“明正典刑”,最后清廷虽然没有杀他,只将他革职,但他再不敢在北京呆下去了,逃亡日本。

 

站在晚清这个“历史的拐弯处”,胡雪岩与盛宣怀显然只是随波逐流者。张謇跟他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具有胡、盛并不具备的社会关怀与政治自觉。也所以,我们看到,胡与盛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只能停留在慈善捐献的层次,张謇则自觉地致力于推动彼时国家的经济自由、社会自治与宪政转型。张謇不会标榜“我的钱就是国家的钱”,但他从实业赚来的利润都投入于教育、慈善、公益,二十多年来,他的公益捐献“凡二百五十七八万,仍负债六十万有奇”;他也不会躲于租界抨击别人“不爱国”,而是实实在在经营家乡南通的自治,“对于政府官厅无一金之求助”;在清末轰轰烈烈的国家立宪运动中,张謇也是一名积极的推动者与参与者。

 

同样都是晚清的商人,但张謇的境界是胡雪岩与盛宣怀难以企及的。毫无疑问,时代需要的不是胡雪岩与盛宣怀,而是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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