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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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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无善终  

2012-02-12 15:0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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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汉武帝时代的酷吏多无善终 

吴钩

(发今日《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酷吏治国”的一个高峰期,以致司马迁著《史记》,专门辟出《酷吏列传》,集中记述了西汉十一名酷吏的故事,其中有十名即活跃于武帝时代,分别为: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和杜周。

 

汉武帝时代之所以酷吏辈出,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这是申韩法术在汉代的回流所致,诚如钱穆所言,“汉初制度、法律一切全依秦旧。战国晚年申韩一派的法家思想,遂继黄老而为汉冶之指导。此种趋势,在文、景时逐渐开展。一面汉廷削平吴、楚七国之乱,一面又渐渐有所谓‘酷吏’出现”(《国史大纲》)。从具体的时代背景来看,经过几十年“无为之治”之后,在文帝、景帝与武帝时代,民间游侠与豪强崛起,朝间列侯与大臣恃强,隐隐然对国家权力与专制皇权形成了威胁。对于意欲打击豪强、惩治权贵、重新进行权力洗牌的汉武帝来说,他要下一盘很大的棋,而酷吏正好充当他棋盘上的车马炮。

 

酷吏出身寒微(上述十名酷吏,除了周阳由为世家子弟,其他九名均起自卑微,义纵与王温舒还曾经当过盗贼),无私门可凭倚,因而易于帝王驱使。而且,酷吏心狠手辣、铁面无情,敢于以铁腕手段贯彻上峰的权力意志,所以在“打黑”、“维稳”方面(比如打击不听话的豪强、摧抑势力坐大的商贾),往往表现出色,一旦他们干出了政绩,则获皇上赏识。

 

义纵在长陵及长安县的县令任上,由于“直法行治,不避贵戚”,甚至将太后外孙脩成君的儿子逮捕法办,武帝觉得他很能干,便提拔他当河内郡都尉,掌管一郡治安——如果了解汉代皇帝与外戚之间的权力斗争,我们便不难理解武帝为什么要对胆敢冒犯贵戚的义纵加以重用。义纵也不负皇上厚望,一到任就将当地豪强穰氏灭族,一时间“河内道不拾遗”。有此政绩,皇帝又升他当南阳太守。

 

与义纵同为盗贼出身的王温舒,发迹履历也跟义纵差不多。王温舒在当广平郡都尉时,“打黑”的手段很有一套:先在郡中挑选十余名好汉当属吏,“以为爪牙”,又将这些人所犯的罪行掌握在手,作为把柄,然后纵使他们去督捕盗贼。凡替王都尉卖命的,虽有百罪,也不追究;而不肯卖力的,王都尉则抓住他过去所犯的罪行,处以重刑,甚至灭族。这些爪牙当然要卖力卖命啦,“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武帝听说后,擢升王温舒为河内郡太守。

 

这时义纵已从河内郡升迁他郡。王温舒在河内郡掀起的“打黑”风暴,让义纵之前对穰氏一家的灭族血腥一下子变成了毛毛雨。王太守早在广平郡之时,就已经将河内郡的“豪奸之家”摸了个一清二楚,至河内后,立即尽捕“郡中豪猾”,共计千余家,然后奏请皇上将重罪者灭门,轻罪者处死,抄家没收财产。武帝立即准奏,于是王太守大开杀戒,导致河内郡“流血十余里”,不但道不拾遗,而且“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让王温舒执掌京师的政法与治安。

 

然而,酷吏虽以“能干”受重用,最后的命运却多以凄凉收场。《酷吏列传》记述的十一名酷吏中,除了杜周得以善终之外,其余十人均无好下场:景帝时代的酷吏郅都被窦太后处死,宁成和尹齐被治罪,周阳由和义纵都被处以弃市之刑,张汤、减宣和王温舒自杀。杨仆与赵禹的人生结局稍好一点,杨仆病死,赵禹则因犯事罢官,接受“休假式治疗”,最后老死家中。

 

西汉酷吏之所以无善终,以我阅读《酷吏列传》后的感觉,倒不是因为所谓的“狡兔死,走狗烹”,而是死于官场的倾扎与自身的罪孽。郅都被处死,是因为他迫害了临江王;周阳由因与同郡太守申屠公争权,互相告黑状,而双双获罪;张汤则受仇家陷害下狱,自尽谢罪;王温舒因接受部下贿赂及其他罪行被捕,畏罪自裁;减宣也是畏罪自杀。其中宁成与义纵、张汤与减宣之间“狗咬狗”的故事,更是显示了酷吏政治的险恶。

 

宁成以铁腕著称,被景帝任命为中尉,专门对付那些犯法的贵戚与豪富,搞得“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后,调任宁成当内史(京师行政长官),这时,惧恨他的外戚纷纷出来揭发他的罪行,将他送入监狱。宁成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越狱逃回家乡南阳,购田放租,几年后,皇帝大赦天下,宁成也积了“数千金”的家产,于是耀武扬威,“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驱使当地百姓的权威比太守还大。昔日的“打黑”英雄成了社会“黑老大”。

 

但倒霉的是,宁成遇上了更加心狠手辣的义纵。义纵由于在河内郡“打黑”得法,升任南阳太守,一到任,就将宁氏家族抓起来审讯,彻底瓦解了宁家在南阳的势力,宁成也被治罪。义纵铁腕“打黑”的成绩得到武帝的青睐,调他到京师当内史(恰好是宁成当过并且落马的官职),因为京师一带,豪民为奸,私铸五铢钱,其时赵禹、张汤虽以严酷出名,位列九卿,“然其治尚宽,辅法而行”,意思是说,“打黑”不力,朝廷需要义纵来施展霹雳手段。义纵上任后,杀了许多人,可是“奸民”却越杀越多,连朝廷的监察官都看不过眼。后来,一个叫做杜式的官员逮住义纵妨碍公务的机会,控告义纵犯了欺君之罪,义纵遂被弃市,下场比宁成还惨。

 

张汤受陷害入狱时,减宣曾经落井下石,张汤最后绝望自尽,有减宣“助一臂之力”。其后,减宣因为追杀一名属吏,不小心将箭射到上林苑的门上,犯下大逆不道之罪,被判了灭族之刑,只好步张汤后尘,自杀。冥冥中,似乎报应不爽。当然这不是造化的报应,而是因为,申韩法术的回流与酷吏政治的推行,将官场搞成了赤裸裸的斗兽场,一再上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丛林政治活剧。酷吏在率兽食人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自挖坟墓。说到这里,我们应当发现,儒家希望将政治纳入德性秩序之内的努力,未必就是阔迂。所谓“仁政”,难道不正是暗合了哈维尔主张的“反政治的政治”精神吗?

 

酷吏当政,除了毒害了政治伦理,也摧毁了社会的优良治理秩序。虽然酷吏的铁腕可以收一时之效,使地方社会出现短暂的“道不拾遗”局面,然而,社会的自生活力及礼俗秩序被严重破坏,政治高压一过,社会立即溃崩。《酷吏列传》说,自王温舒以严酷手段治政之后,郡守、都尉、诸侯等大都效法王温舒,但结果,“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如此看来,太史公在《酷吏列传》开篇引用孔子之话:“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当然有他的深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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