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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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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1911?  

2011-09-23 11:0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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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1911

吴钩

 

公元1911年,为清宣统三年,论干支为辛亥。这一年八月十九(公历1010日),武昌城的一伙新军仓促起事,放了几枪,居然一举成功,占领武昌全城,湖广总督瑞澂弃城而逃,起义军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成立鄂军都督府。自此,清帝国土崩瓦解的第一块骨牌被湖北新军推倒,短短一个月内,湖南、陕西、山西、四川、江苏、浙江等14省相继宣告独立。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212日),隆裕太后颁下《清帝退位诏书》,帝制结束,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建立。

武昌革命的胜利出乎人意料,连革命党人都感到意外。要知道,比武昌革命激烈百倍的洪杨之乱,都未能击垮清政府的统治。清廷在剿灭太平天国政权之后,反而迎来了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不过,早在同治中兴之期,却有一个人预见了清廷的溃败。这个人是赵烈文,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幕僚。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1867721日),赵烈文与曾国藩进行了一次交谈。曾国藩对京城“明火执仗之案时出,市肆乞丐成群”的末世乱象忧心忡忡,赵烈文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赵烈文预言:不出五十年,清政权将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果然让他言中了!宣统三年清室逊位,跟赵烈文作出预言的同治六年,相距四十四年。真个是“不出五十年”。

清政府之所以在辛亥年的武昌城遭遇滑铁卢,有许多偶然因素。最大的一个因素是,这一年夏天,四川人因为清廷要收回铁路利权,爆发了保路运动。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袖,而保路同志会的主力军哥老会势力又围困成都城,朝廷震惊,调派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结果不但端方在资州被哗变的新军捕杀,也造成武昌空虚,给了起义新军可乘之机,这才有了歪打正着的武昌革命。用保路运动参与者曹笃的话说:“四川保路同志会与四川保路同志军实为吾党辛亥革命之始,促亡满虏,不可谓无功。”

但是,百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清廷在辛亥年的溃败,又有其必然的道理。这个必然的道理,需要放入“官—绅—民”三角关系的框架中分析。官,当然指清政府;民,是社会基层民众;绅,则是连结官府与社会基层的中间阶层。在传统中国,“官—绅—民”的三角关系构成了社会的框架结构,帝国也将它的社会控制机制建立在这个框架结构上,通过对“官—绅—民”关系的调节,维持社会秩序的平稳。当“官—绅—民”的关系达到均衡状态时,社会秩序保持稳定;反过来也可以说,“官—绅—民”关系失衡,则将导致原有的社会控制失效。武昌起义、各省独立,无非就是清政府对社会几乎完全失控的烈性反应。

为了使接下来的分析更形象一点,我用等边三角形来表示一个稳定社会的框架结构,见下图:

为什么是1911? - 吴钩 - 吴钩

 

 

“官—绅—民”三角的三条等边,可以看作是三条“力臂”——分别代表官对绅的有效控制力、官对民的有效控制力与绅对民的有效控制力。等边,并不是表示这三组控制力的矢量完成相等,而是象征它们之间的作用达成了均衡。如果三条“力臂”发生了改变(比如,官的控制力削弱了,或者绅的控制力增长了,或者民的离心倾向加强了),新的三角平衡又未能建立起来,这个等边三角形就会发生变形(见虚线图),我用它来表示一种失衡的、倾斜的社会结构。宣统年间,清廷治下的社会就是一个倾斜的、失衡的三角形。

从官的方面来看,历经甲午战败、戊戌政变、庚子之乱之后,清廷权威江河日下,赵烈文所说的“主威素重”已不复存在了。权力者的腐败、低能与聚敛,也导致官府越来越难以取信于民、立威于众,反映到“官—绅—民”三角上,即官的“力臂”不断收缩,失控的民变此起彼伏,有学者统计,清末最后十年,全国爆发民变一千多起,民变的年发生率是清中期的数百倍。

当局在清末最后十年仓促推出的新政,本意是为了缓解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但实际上,新政所牵动的利益洗牌,比如从地方收回财权,从绅民手中收回路权,却加剧了朝廷与地方实力派、立宪派的紧张关系,为日后的分崩离析埋伏下“定时炸弹”。

当国祚传至宣统小皇帝手上时,最王朝最后一位强人——慈禧太后已逝世,接盘的摄政王已没有慈禧那样的威信,帝国对地方、对社会的控制力如强弩之末,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谣谚:“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显示了清王朝的“气数”(政权合法性)正在受到危险的质疑,这类暗示清廷国运已终的谣谚,又很容易诱发清政府的反对势力“问鼎”庙堂的野心,清末,正是秘密会党与革命党异常活跃的年份。而革命党、秘密会党对清政府新军的渗透,更是致使朝廷倚重的“枪杆子”也相信腐朽的满清统治气数将尽,结果,新军不但是打响第一枪的先锋,也是推动多个省份独立的重要势力。

从绅的层面来看,自帝国从太平军叛乱中恢复元气、开始自强运动以来,得益于近代商业的兴盛,城市绅商阶层迅速成长起来,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也日益壮大。需要指出的是,彼时许多绅商既是商人身份,同时也通过捐输等的途径获得功名,成为所谓的“红顶商人”,这固然可以理解为绅商对于权力的依附,换个角度看,其实也显示了官与绅之间,尚能保持休戚与共的关系。这一点,与清末士绅出现了明显的离心倾向是大不相同的。

清末十年新政,更是为大量有实力的士绅、绅商创造了政治参与、展示影响力的机会与平台,他们是清末立宪势力的主体,不但通过地方的谘议局、商会等机构左右地方政局,而且一再发起“速开国会”的请愿,对朝廷的改革日程施加压力。然而,朝廷在19115月份推出的所谓“皇族内阁”,让立宪派大失所望;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推行的铁路国有政策,也令地方士绅、绅商非常不满。可以说,清末士绅集团在势力日增的同时,对朝廷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严重。

在“官—绅—民”三角关系中,士绅阶层联结着社会的顶部与底层,既是官府的“权力经纪”,又扮演着“民意代言人”的角色,官恃绅力以治民,民也借绅势以行事。士绅力量的增减消长、官绅关系的疏亲趋势,达到临界点后,往往预示着社会的原有平衡将被打破,其结果要么是,官的“力臂”伸得更长,出现“全能政府”(在士绅力量严重削弱的情况下);要么是官的“力臂”缩得更短,出现政权失控(在士绅力量高度膨胀的情况下)。

清末的情况,恰恰是后者。于是,我们看到,在辛亥年,不甘心利益被朝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剥夺的四川士绅(他们都是川路的股东),充任地方社会的利益代表,发起了保路运动。对清廷的统治与改革越来越丧失信心的苏州士绅、广州绅商,更直接策动了江苏与广东的独立。在其他省的独立过程中,也是常常可以见到地方士绅忙碌的身影。

再从民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大体是一场局限于革命党、立宪派与清廷之间的博弈,并没有全民动员,将社会民众也卷入其中。但是,我们应注意到,除了以海外(主要是日本)留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党人,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会党势力,也是推动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因为,在清末,随着社会日趋复杂化、官方控制力日益下降,地下会党也日渐活跃,并将他们的势力深深渗透进清廷的新军中。新军之所以对清廷失去效忠的意愿,当然与革命党与会党的渗透有着莫大关系。

会党也是革命党极力争取的反清同盟。如同盟会领袖黄兴主张,“重整会党,并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同盟会员熊克武也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广,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所以,四川保路风潮一爆发,同盟会即积极联络哥老会,密商反清大计。清代的秘密会党有“反清复明”的传统,革命党人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双方的目标有交集,这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于是,传统会党与革命思潮相互交织,成了一支急于摆脱原有社会秩序约束,在社会动荡中展示和夺取话语权的庞大社会势力。四川保路同志军,哥老会是主力;四川独立,更是一场“袍哥革命”。

清廷的中央权威流失,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地方士绅集团离心离德,新军在革命党与会党势力的渗透下心怀异志。博弈各方的势力此消彼长,原来的平衡已经被打破。在“官—绅—民”三角上,我们可以发现,官(朝廷)的“力臂”缩短了,政治控制力大大下降了;绅的势力与日俱增,“力臂”伸长,而且与朝廷渐离渐远;民中的游民组织、秘密会党日渐活跃化,则意味着官民关系的变量也发生变化,官对民的“力臂”趋短。也就是说,辛亥年的“官—绅—民”三角,不再是一个大体上等边的三角形了,这个三角已经变形、倾斜、摇摇欲坠。换言之,清政府已经无法保持有效的政治控制、社会控制了。赵烈文所说的“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迟早到来。

从这个角度而言,等待清王朝谢幕的舞台已经搭好,只等着机缘凑合的人来拉开序幕。19111010日夜晚,仓促起事的新军,只是有幸被历史挑中的揭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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