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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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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宠的伶人与受禁的戏目  

2011-09-11 23:0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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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宠的伶人与受禁的戏目

吴钩

 

 

演艺界人士,现在叫做艺人,以前称为优伶。艺人今日顶着“明星”的光环,拥趸成群;但在旧日社会的等级秩序中,唱戏则被视为“贱业”,戏子被列为“贱民”。传统话语体系将娼优并称,甚至认为“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朝廷还禁止优伶参加科考,甚至他们的子孙,也被拒绝于科举门外。乾隆皇帝曾发过一道批示:娼优隶卒“本身既经充当贱役,所生子孙,例应永远不准收考;其子孙虽经出继为人后者,终系下贱嫡裔,未便混行收考”。嘉庆年间,曾有一个男旦花钱捐了一个县令,结果被巡抚以“流品卑污”参革,发配充军(《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金台残泪记》)。

 

不过,到了晚清社会,戏曲业空前繁荣,观剧听戏是社会时尚,当时的阔绰人家、仕宦、官衙在接待上司贵客或办理喜庆燕集时,往往都会叫来戏班子演戏助兴,名曰“堂会”。有的衙门还供养着自己的戏班子。一些色艺双全的“角儿”,甚至受到权贵的追捧,其中的佼佼者,还被选进宫廷为皇帝、后妃表演节目,时称“内廷供奉”,地位最为“尊贵”。达官贵人对戏曲的消费,既带动了戏曲业的兴盛,所谓的“贱业”已悄然发生变化,也为一部分出名的“角儿”提供了近距离接触权贵、进入权力网络中心的机会。而“角儿”借这机会,有时还获得了异乎寻常的隐权力。

 

晚清地方大员德晓峰“最喜观剧”,他在江西当巡抚时,由于当地无名优,从上海招了两名“年轻而俊美”的男旦,一叫“双麟”,一叫“双凤”。另外还有一名叫“八斤旦”的伶人,尤其受德晓峰宠爱。江西新建县知县汪以诚也是一个骨灰级戏迷,县衙中“事无大小,悉付他员代之”,他本人专为德巡抚“主办剧政”,即俗称“戏提调”。本地优伶中,有一个叫做“四九”的旦角,是汪知县的身边红人。于是一个巡抚一个县令,平日不问民事,天天看“双麟”、“双凤”、“八斤旦”、“四九”演戏。有江西文人撰了一副对联相讥:“以酒为缘,以色为缘,十二时买笑追欢,永夕永朝酣大梦;诚心看戏,诚意听戏,四九旦登场夺锦,双麟双凤共销魂。”

 

而邀宠的四名优伶,“宠极而横”,曾经在南昌城外与人争渡,打死了两个乡人,而德晓峰与汪以诚都置若罔闻。有人举报此事,汪以诚花了点钱行贿上司,将事情压了下来(参见欧阳昱《见闻琐录》、况周颐《眉庐丛话》)。在德晓峰与汪以诚治下的江西,谁敢说戏子下贱?只要受权贵宠幸,有权力撑腰,伶人也可以横行霸道,杀了人还能逍遥法外。

 

但是,个别伶人受权力者宠幸,并无法从整体上改变优伶作为权力附属品的地位,甚至,连“角儿”自己也不过是权贵的玩物,再大的光环也不堪权力一击。

 

“伶界大王”谭鑫培的晚年遭遇,正好明白无误地印证了这一点。《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记有一事:民国四年,袁世凯有意做皇帝,借办寿辰之机,设宴演剧,尽招在京有名伶官,入南海供奉。谭鑫培违命不至,九门提督江朝宗亲率城厢驻兵,挟持而行。谭鑫培沿途大笑。排剧时,袁世凯要谭鑫培演《新安天会》,谭盛气拒绝,乃改唱压台戏《秦琼卖马》,演毕不辞而去,大笑出新华门,抵家笑始息。人问,何故大笑如此长远?谭说:“我不愿小叫,岂不可大笑乎?” 

 

看起来,谭鑫培颇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气概。但细一考究,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这位前清的“内廷供奉”并无力量抵御权势的威迫,你不应召演戏,九门提督江朝宗即率兵“挟持而行”。这个江朝宗,两年后还跟谭鑫培有过一次“较量”,结果当然是谭鑫培输了。

 

谭鑫培的曾孙谭元寿先生在《谭门艺语》中记录了这段故事:1917年4月(民国六年),广东督军陆荣廷到北京,军阀江朝宗要请他看戏,在一个叫那家花园的地方办堂会,指定要谭鑫培出演。谭老板那时年纪已长,又生着病,已卧床好几个月,很想辞谢那个堂会。不料惹了江朝宗,派一批警察到谭家,把谭老板从病床上拖到那家花园。那天演的是《洪洋洞》,讲杨六郎从重病到死亡的一段故事。谭老板与角色同病相怜,演到悲愤之处,眼泪真的流下来。堂会之后,谭老板回家,心力交瘁,不久就辞世而去,那年他71岁。

 

退一万步说,即使伶人的权力地位获得提高,即使有越来越多的伶界人士得到权力者的厚爱,还有一个事实应当指出来,清代是历代禁戏最严厉的朝代之一,喜欢看戏的乾隆皇帝曾经发动了一场整顿、禁革全国戏目、剧本的运动,在一道上谕上,乾隆要求地方官员:“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请敕各督抚查办。”乾隆一朝,禁了大约三百出戏,几部戏曲史上著名的戏目,如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都在禁戏之列。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也主持过一场雷厉风行的禁戏行动,查缴 “淫词唱本”数百种,当时流行于江南地区的折子戏片断、民间小戏、时曲唱本,如滩簧、花鼓、弹词、五更调、鲜花调、码头调、河船调等,都有戏目、曲目被列为必须禁毁的“淫词唱本”。

 

因此,我想,谭鑫培应该会赞同一个道理: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权力卵翼下的光环,而是独立的法律地位、自由的创作权利。

 

(刊于今日《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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