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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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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从单轴社会到共治社会  

2011-08-17 21:3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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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自序

从单轴社会到共治社会

 

这本小书,可以说是我去年出版的《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的姊妹篇。“隐权力”是我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源于我对中国历史社会的摸索兴趣。中国漫长的历史隐藏着太多现实社会的遗传密码,吸引着我去一探究竟,就如面对一间庞大而暗影憧憧的密室,我想在上面打开一扇窗户。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吴思先生的“潜规则”、洪振快先生的“亚财政”,都是不可多得的、观察中国历史社会这间大密室的窗口。我希望“隐权力”也能够成为一扇这样的窗口,可能它不如前者那么亮敞,但至少,可以提供多一个观察的视角。

 

我将“隐权力”定义为一种缺乏合法性、躲在幕后操作、能量巨大的非正式权力,它不是来自正式授权,而是通常由人情关系、个人影响力、个体所掌握的加害造福能力等因素自我繁殖出来。

 

“隐权力”也可以理解为“潜规则”的孪生概念,创造了“潜规则”概念的吴思先生说,“‘潜规则’说的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隐权力’说的是这种互动中每一个主体的明暗权力。”我也相信,但凡有潜规则的地方,大致都可以发现隐权力的影子。因为,所谓权力,其实就是制定规则的力量,所谓潜规则,其实就是权力落差所造成,权大者对于权小者,有权者对于无权者,由于存在权力优势,才能够对后者进行“潜规则”。而隐权力的出现,可以改变原来的权力落差,使落差更加悬殊(如果原来的权大者、有权者获得隐权力的话),或者缩小这种落差(如果原来的权小者、无权者获得隐权力的话)。总而言之,隐权力可以改变原来的游戏规则,生成新的潜规则秩序。

 

坦率地说,当“隐权力”这个概念在我脑海中成型,再转身进入历史的密室中探望时,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些原来模模糊糊、影影绰绰的景色变得清晰了。它不但让我看到了“潜规则”背后的推手,也让我发现了官与官、官与民、君王与官僚、君王与民众的博弈格局的幕后推力。

 

拙著《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出版后,受到了一些关注,一些朋友也写了书评或读后感。我注意到,也有一些朋友将“隐权力”看成了官场上的“厚黑学”,可能是拙著将观察的侧重点放在古代官场上,更多地描述了古代官场的隐秘运转。但如果读者将“隐权力”视之为官场“厚黑学”,却误会了作者的本意。我更愿意“隐权力”能够成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历史社会(而不仅仅是官场)分析工具,运用这一工具,中国传统社会的诸多现象,可以得到连贯而有效的解释。

 

在拙著《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的后记中,我曾注明,“‘隐权力’并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概念”,或者说,“隐权力”是一个中性概念,正如“潜规则”也是一个中性概念。学者秋风先生在拙著的序文中也特别提醒:“非正式权力可能无处不在,任何社会治理都必然要依赖这种权力。相对于政府的权力,每个社会必然存在着其它非正式权力,如绅士的权力、教会的权力、甚至学校校长的权力——有的时候,人们用“影响力”这个词来替换此处的权力。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社会仅仅由政府的正式权力来治理,如果是那样,那就是权力控制一切的完美的专制社会了。一个优良治理的社会的必要条件是,政府的正式权力比较有限,社会由广泛的非正式权力来治理。当然,仅此尚不能构成优良治理的社会,但若非如此,则断然不可能是优良治理的社会。因此,非正式权力并不完全是坏事。”

 

现在的这本小书,就是沿着秋风先生所提示的分析框架,观察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古代官场,而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古代社会,重点考察了“亚权力集团”(如粮胥、狱吏)、传统士绅、近代绅商、讼师、民间宗教、帮会势力、伶人、苦力等社会群体的“非正式权力”,以及“非正式权力”与官府的正式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此勾勒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逻辑。换言之,本书的侧重点将放在对官府与民间、官与民关系的观察上。为了保持文章的趣味性,我采取了讲故事的方式,以小个案印证大背景。

 

如果要对传统社会做一个概括,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权力独大的社会,一切官与官、官与民、乃至民与民之间的事务,即由权力更大者说了算。套用“法治社会”一说,我生造了一个词来命名它:“权治社会”。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单轴社会,权力就是它的运转轴心。在旧时,县衙通常设于县城的中轴,这种地理的中轴位置恰好象征了权力乃是传统社会的中心。

 

在这个单轴的权治社会中,当然也存在着一个所谓“皇权不下县”的自治空间,由地方士绅、具有半官方身份的里长保长、大宗族的族长、乡庙的理事以及城市的街团领袖等分享公共治理的权力,这个自治空间,我称之为“私民社会”。也就是说,除了制度化的国家权力之外,传统社会并非没有秋风先生所说的“其它非正式权力”。看起来似乎不符合“单轴社会”的特征。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首先,传统的“私民社会”非常脆弱,往往抵御不了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入,比如明末,城市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却一直未能发展出一套牢固的产权保护制度,商民的店铺、居民的住宅,官府找个理由便可以征收、拆迁,哪怕是有碍“观瞻”,也可能会被勒令“尽行拆卸”。

 

其次,有威望的士绅、绅商虽然在地方社会具有某种“自发性权威”,并获得了非正式的公共治理权力,但是这种权威或权力,并未得到法律上的正式认可,而只是一种惯性做法,甚至表现为缺乏合法性的“隐权力”。民间宗教与帮会势力更是朝廷所不容的非法权力。——这也是这本小书继续以“隐权力”为主线索观察古代社会的原因。

 

所以,至少在清末新政之前,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就是一个权力独大、权力说了算的单轴社会。显然,这个社会距离秋风先生所说的“优良治理的社会”尚远。

 

这本小书虽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观察对象,不过多数篇目还是聚集于晚清社会。晚清是一个新旧杂陈、传统与近代相碰撞的大时代,也是一个社会发育取得瞩目成就的历史时段,绅商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力量崛起于晚清,资政院与谘议局的设立,也给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治理提供了制度化的平台。

 

考察晚清社会,不但可以梳理传统社会的成员借重“隐权力”参与公共博弈的惯习,而且也为我们发现优良社会治理的现代方向提供启示。在我看来,优良社会治理的现代方向便是,从单轴社会走向共治社会。所谓共治社会,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描述:纵向上,社会不是官方权力的附庸,而获得充分而坚实的自治空间;横向上,社会由各类小共同体分享公共治理的权力。如前所述,传统的“私民社会”实际上也存在“共治”的因素,但那种“共治”显得脆弱,而且缺乏合法性。现代方向的共治社会,应当重塑官府与民间、官与民的公共关系,赋予民与民间参与公共治理的合法空间。

 

拙著《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出版,蒙《新京报》不弃,获评2010年“春季好书”,我曾写了一段个人感想,在我第二本小书有机会出版之际,我愿意将这段感想再表达一次:期待那些通过暗盘操作影响权力运行的“隐权力”被清除到最小化,而那些合理的非正式权力则可以获得合法身份,从而摆脱“隐权力”的尴尬。如果小书能够引起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则作者深感幸甚。

 

是为序。

      2011年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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