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韩寒曾在抹黑“中华的文化”大合唱中领唱

 

 

 

韩寒的博客贴出了一篇新的博文《太平洋的风》。文字很平实，没有了之前韩寒博文的晒USB式的俏皮话，也没有早期文章的掉书袋。如果此前没有发生代笔的疑窦，这是一篇值得赞赏的文章。抛开代笔的是是非非不提，我还是要顶一下韩寒博文中的这一段话：

 

“是的，我要感谢香港和台湾，他们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纵然他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诟病。”

 

顶了之后，就要说说让韩粉不高兴的坏话了。

清代的民间金融体系

发于4月14日财经网，标题编者改为“票号的故事”。

链接：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2-04-14/111812379.html

 

吴钩

 

有时候我忍不住想：假设两百年前的日升昌票号创始人雷履泰穿越时空来到今天，他有没有机会缔造一家“汇通天下”的大票号呢？又会不会因为经营票号而被认为“破坏国家金融秩序”？我想雷履泰一定会对“破坏国家金融秩序”的说法感到困惑。因为，在晋商们将山西票号开遍大江南北的十九世纪，维系商民之间交易、生产、生活的金融秩序，向来是民间社会自发建立的，国家对民间金融基本上不过问，悉听其便，只有在发生“奸商关闭钱铺”、卷款潜逃之类的问题时，官员才会建议朝廷“酌议限制章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商人们只要有足够的本金，不管是独资，还是合股，都可以开设票号，甚至不用向政府备案。

宋代的社会自治

吴钩

当历史演进到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大转型：唐代，世家大族犹在，门阀社会的余绪尚存。唐太宗时，大臣高士廉等奉命修《氏族志》，将山东崔氏列为士族第一等，李世民对此大为不满，要求按“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的原则重新修谱，第二次修订的结果是，皇族李姓为士族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崔氏降为第三等。这次修谱，传递出两个信息：一方面，当时的门第观念仍很强大，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还是很高；然而，另一方面，世家大族数世积累的权威已无法抗衡皇权意志，“尚姓”让位于“尚官”。

唐代士族势力的衰退，除了因为皇权压制之外，科举制的冲击也是

【传统妨碍了近代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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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写的一段文字，我相信能代表某种主流史观：“1840年是被史家定义为中国近代史肇始的一年，然而直至1860年之后洋务运动兴起，中国近代化才蹒跚起步，坐失了二十年良机，其后的近代进程也是一波三折，令人扼腕。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晚清近代化之命运，可以从更早的历史渊源找寻其因由。”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文字，觉得是陈腔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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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不少历史著作，都在试图从老早的历史渊源去找寻中国近代化之所以受挫的远因。蒋廷黻从通商与邦交史的角度，将中国近代契机的失落追

宋代儒家对君权的限制
吴钩


先秦儒家从来都是反对无条件效忠君主的，从孔子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到孟子的“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都表明儒家不承认绝对君权的存在。

然而，“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的秦王朝，却是推行高度集权的法家之制。法家认为皇帝应当“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语出李斯），这种“独断”、“独制”、“独擅”的权力观，体现在国家治理架构上，就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而已。意思是说，天下事不论大小，都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大